益年养老快讯：民非养老企业，站着把钱挣了！

徐永光这个名字，公益圈外的人鲜有知晓，但说起“希望工程”，却少有人不知，而徐永光正是中国“希望工程”的开创者。

他对社会企业的经营发展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企业就是一门创新的生意，把解决社会问题融入商业，一边做好事，一边赚钱”。

即便是公益属性的社会企业，不分配利润什么都没戏。徐永光觉得，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当成有利可图的机遇，社会问题才能最有效得得到解决。

养老民办非企业近5万家 

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36.1 万个， 比上年增长 9.7％。

其中： 科技服务类 1.8 万个， 生态环境类 444 个， 教育类 19.9万个， 卫生类 2.5 万个， 社会服务类 5.4 万个， 文化类 1.8 万个，体育类 1.7 万个， 法律类 617 个， 工商业服务类 3459 个， 宗教类 102 个， 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类 9 个， 其他 2.4 万个。 社会企业类绝大部分是养老民非企业。

全年共查处民办非企业单位违法违纪案件 783 起， 其中取缔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 7 起， 行政处罚 776 起。

现实趋利下的无奈选择 

第一，在用地上，只用民非性质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才能拿到医卫慈善性质的划拨地。

第二，在税费上，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免征企业所得税、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针对社会捐赠，准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但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税费优惠，工商注册营利性机构都享受不到，只有少部分可以减半享受。

第三，针对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从相关民政局的了解，虽然上级提到了所有养老机构都可以拿到这类补贴，但实际情况是没有正式文件下发，还是沿用13年的老文件，只有民非机构才能拿到这部分补贴。

这些优惠和补贴，还只是明面上的，还有很多不是明面上的资源倾斜呢。

你比如说，政府只会选择民非机构购买养老服务，领导参观多选择民非机构，各种评比宣传也会向民非机构倾斜。如果你是工商注册，对不起，政府的这些资源，基本上不会考虑你了。”

 不分配利润什么都没戏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定义社会问题？一些人认为，如果定义过泛，可以说，商业都是在解决社会问题。

徐永光：实际上，很多商业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商业能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我认为解决社会痛点的企业是社会企业。

我看到厚亮（编者注：宋厚亮，原《中国慈善家》杂志执行主编发的两句话“社会痛点人人有份，社会企业人人需要”，这个还是很精确的。

比如食品安全是大家共同的困扰点，还有养老，当然不能说所有做养老的都是社会企业，高收费的贵族式养老不能说是社企。

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刚需，做托底服务的，本来是政府的责任，民间做的，当然是社企。

记者：您觉得目前公益项目走向规模化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徐永光：最大的障碍，一是缺乏利益激励，因为公益是利他行为，个人不能从中谋取物质利益；公益项目即使有需求与复制的空间，想做大“搞不好我自己就踩到陷阱里去了”的顾虑；二是公益个人的色彩比较浓，人不好复制，机构也难以复制；再者，复制需要各种资源支持，财力投入、人力投入、专业资源支持、公信力等等。

记者：解决的社会问题，以及产品、服务实现市场化的基础不同，社会企业、社会投资的发展模式是否也不一样？

徐永光：可能会是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公益直接转型为社企，萎缩公益部分，把商业模式做大，吸引投资；

第二种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商业和公益（民办非企业单位+公司）两个机构同步运行，商业重效率，公益可以兼顾政府购买，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

第三种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对公益项目所提供的服务满意，包括政府、基金会、服务对象等，以服务弱势群体为主导，专业化程度高，因此资源是顺畅的。

通常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保持非营利模式，也可以走规模化道路。

我比较反对的是，现在有些公益性的项目，做得很顺畅以后，就会出现“小富即安”，进一步叫做“养尊处优”，再往上走就是“花拳绣腿”、“浪费资源”。对于这种机构，我觉得需要规模化来“压”它。

好的项目如果不规模化，这是对公益资源、好品牌的浪费。我总结的“社会创新五部曲”，即是公益铺路，商业跟进，产业化扩张，可持续发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目标是扩大有效供给，解决社会问题。 

记者：一些人担心商业资本进入公益领域，难以兼顾社会和商业目标。

徐永光：担心商业进来破坏初心，把事情做坏，是对商业基本逻辑的误读。商业只有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得到认可和发展。

所以社会企业一定不要忌讳赚钱，你越赚钱说明你做得越好，给社会提供的福祉越大。而公益恰恰是你说了算，服务对象并无选择权，里面有很多无效的投入。

公益向社企转，不要对它进行道德绑架。社会创新者和科技创新者一样，要确立以创新者为核心的地位。

我给一些小伙伴提的建议就是：转社企的时候，你们不要考虑原来公益是怎么回事，就注册一个有核心业务的私人股权公司。这是本身有公益元素基础的转型，所以利润和股权有多少切给公益你们自己决定。这样有利于建立一个市场的机制，有利于员工激励，也有利于吸引投资。

记者：你觉得为什么你说的这些理念和逻辑，公益圈不少人排斥？

徐永光：我们做公益的就是“情怀很伟大，过程很享受，结果不重要”。对于有效地解决了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某些做公益的人还会质疑“他们动机是什么”。

人家已经把事情做好了，还要来“诛心之论”，在公益行业非常可怕。这样下去，会毁了公益行业。 

记者：你曾经举的很多例子，如城市养老、母婴、有机农业等，是商业性比较明显的，服务弱势群体的项目，也可以市场化吗？ 

徐永光：我不认为弱势群体一定不能为自己的利益付费。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贫穷的国家，出现了不少服务对象为穷人、做穷人市场、赚穷人钱的社会企业，有的规模大得惊人。

比如印度，有卖穷人眼镜的，为穷人做心脏病、眼科手术的社会企业；在孟加拉，有尤努斯小贷银行和农村发展委员会（BRAC），在西非肯尼亚，有给数百万孩子提供低成本高质量教育的桥梁国际学校。

很大程度上，这些社会企业补充了政府的公共服务的不足，促进穷人就业，给穷人提供低价的准公共产品、服务，且市场是可持续的。

恰恰是政府没有做到公共服务，公益用免费的模式来做也做不大，不可能让广大穷人都能得到，所以才用商业的手段。